编者按：《中国人的素质》，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把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单元”“在中国人的家里研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达二十二年之久后，根据他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写成的一部关于中国国民性的代表作，在方法与内容上开创了国外学者从社会学来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代表了一代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成为后来来华传教者必读的书目之一。 而对我们——在本书中被作为描述且暗含批评的对象——来说，本书则不仅止于此。明恩溥在本书中描述的中国人的许多素质，并不只是他个人的主观看法，而是确实存在于我们内在精神结构中的东西，而且毫无疑问地，以负面的为多。只是可能我们深处其中，习染既久已无法反观自身，无法认识到这些了。例如本书开宗明义第一章“面子要紧”，第十三章“缺乏公共精神”、第二十三章“共担责任与尊重律法”等就深中中国人的痼疾。虽然由于作者特定的西方身份以及特定的传教任务使他在观察中国人、描述中国人时不免有偏颇之处，对距此书写成后一百余年的我们也还是大有裨益。本书曾深深地刺激了鲁迅，他早年留学日本时读到此书，直到逝世前十四天都还念念不忘，希望有人把它翻译出来，让中国人自己看看。这一愿望到今天终于实现。我们特摘出其中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把“面子”作为全体中国人的一种“素质”，一眼看起来实在是荒谬透顶。但是在中国，面子这个词不单指人的脸部，它在字面上是一个群体复合名词，意思比我们所能描述的要多，或许可能比我们所能理解的还要多。
为了理解面子的含义，哪怕不是完整地理解，我们也必须考虑如下事实：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本能。戏剧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全国性娱乐，中国人对戏剧的狂热，如同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于斗牛。只要很少的触动，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以为自己是戏剧中的一个人物。他把自己放进戏剧场景之中，像戏中人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西方人看到这种做法，即使不认为荒唐，也以为多余。中国人是用戏剧术语来进行思考的。每当他的自我防御心理觉醒之时，即便他对两三个人讲话，也像是对大批民众。他会大声他说：“我对你说，对你，还有你，对你们说。”如果他的麻烦化解了，他可以自称在赞扬声中“下了台”；如果这些麻烦没有化解，他就会发现无法“下台”。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你弄明白，就会知道与现实毫无干系。事实永远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只是形式。如果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讲出一段漂亮的话，那完全就是戏了。我们是不去大幕后面的，那样的话就会搅坏世界上所有的戏。在生活的各种复杂关系中像这样恰当地去做，就会有面子。如果不这样做，或者忘记这样做，或者中断表演，就叫“丢面子”。一旦正确理解，面子就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素质这把号码锁。
必须补充一点：面子的运作原则和这个原则带来的成就，西方人通常完全不能理解，他们总是忘记戏剧因素，误入无足轻重的事实领域之中。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面子很像南洋岛的“塔布”（注：taboo，禁忌），都是一种无可否定的潜在力量，只不过面子不可捉摸，不讲规则，只按照人们的常识来废除和替换。这一点，中国人与西方人必须认同这种异议，因为他们从来不能对同一件事情达成共识。在调解小村庄居民永无休止的争吵时，“和事佬”需要仔细考虑面子的平衡问题，正如欧洲政客曾经考虑力量平衡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目的不是为了公正，尽管理论上要求公正，但对一个东方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调解完全只是考虑当事各方的面子。同样的原则，也经常出现于法律裁决，很大比例的诉讼结果都是不分胜负的比赛。
送人一份厚礼，是“给他面子”。如果这份礼是某个个人送的，那就只能收下一部分，但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全部拒绝过。许多渴望保留面子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被人指出一个缺点是丢面子，因而不管有多少证据都要否认这些事实，以保住面子。丢了一只网球，肯定是一个苦力捡到的。他气愤地否认这一点，走到丢球的地方，很快“发现”球就在那儿（从他的袖子里掉出来的），然后他说：“你‘丢’的球在这里。”女佣把一位客人的铅笔刀藏在她主人房间里，人们不久就发现这把铅笔刀在桌布下面，她就装模作样地把它拿出来。在这些例子里，面子是保住了。仆人丢了一把银勺子，他知道要赔，或者从他工钱里扣，他就主动辞职不干，并且故作清高地说：“那钱留着赔那把银勺子好了，我不要了。”这样，他没伤着自己的面子。一个债主知道钱要不回来了，但还是到欠债人那儿，严厉地训斥一顿，表示自己知道该怎么做。钱没要到，面子却保住了，以保障自己以后不会再像这次一样要不回钱。一个仆人忽视或拒绝执行一些职责，一旦得知自己会被解雇，他就重复以前的过错，然后再主动辞职，以保全他的面子。
保全面子却丢了性命，这对我们来说并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但我们曾经听说中国的一个知县，作为一种特殊照顾，被允许在砍头时身穿官服，以保全他的面子！
（选自《中国人的素质》，（美）明恩溥著，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